周克成

在这场举国关注的震灾中，企业界纷纷解囊捐助。截至14日21时，各类商业组织为地震灾区捐资总额已经超过13亿元人民币。其中台塑集团、富士康公司分别以1亿元、6000万元列前两位，大润发集团、霖园集团则以5000万人民币的捐资额位列第三；捐助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已达34家；而捐助千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和个人就更多了。

这些商业组织的举动令人感动，真是震灾无情人有情！不过，我们似乎还能从多个方面着手，让各类商业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对于个人捐款来说，企业捐款的实力要大得多；而相对于很多私营企业来说，上市公司的捐款能力又要更大一些。事实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股东往往也乐意为各类灾情慷慨解囊。但即使如此，某些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决定捐款的时候，恐怕也会有所顾虑，一则这确实是在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二则这很可能被股东指责为“慷他人之慨”。这阻碍了一些企业向灾区提供捐助，也令一些大企业的捐助金额有所减少。

幸好企业在捐赠款项、物资的时候，往往也会对其带来良好的口碑，提升其企业形象。因为预期到捐助灾区能在品牌中得到回报，企业管理层就能更及时地作出捐款决定，又能让他们从容向股东交待。在此次企业捐款中，金融、食品、电子产品等行业捐助企业比较多，数额比较大，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的消费者对品牌的感受比较大。

众所周知，减免税收也能很好地鼓励大企业为灾区捐款，所以我国在《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显然，这项政策对现在的企业捐助其了一定的作用，但这项政策起码尚有两个值得改进之处：一是减免税的审批手续过于麻烦，很多企业即使不担心税收得不到减免，恐怕也要担心要在这上面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二是目前法律条款只是一个大的政策，无具体细则。比如没有规定哪些捐款可以抵税哪些不能抵税、除捐钱还可不可以捐物等。而愿意捐助实物的企业本来也不少的。

不过，能让商业组织在救灾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捐赠物资。事实上，在医疗、保险、通信、清洁水、食品、衣被等物品的运输和供应方面，商业组织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有两层原因：

原因一是古老相传的智慧“术业有专攻”。政府紧急成立的指挥部和调集的部队，虽然也有很多专业人才和设备，但若允许商业组织加入，那就可以动员更多的专业人才和设备投入救援，令救援工作就可以更及时和广泛的开展；

原因二是要尽量迎合捐赠者的偏好，因为有些企业和个人，就是愿意亲眼看到自己捐赠的钱财或物资帮助到他人。对这些企业和个人而言，就算他们自己不会动身前往灾区，他们也大可向专业的救援公司购买服务，给他们提供资金，要求他们前往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晶报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周克成

粮食危机正在席卷全球，同时，世界各国的通胀率也在节节上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菲律宾、泰国、俄罗斯、越南的通胀率都超过6%，而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通胀率更是高达100000%，物价在一年间上涨了1000倍。

粮价和通胀，两个都是天大的民生问题。而不少人相信，两者具有某种关联——粮价上涨会引发通胀，加重通胀压力。但这种看法半对半错——粮价和通胀确有关联，但其因果关系恰好相反：不是粮价上涨引发通胀，而是通胀导致粮价上涨。

粮食涨价，意味着人们得在粮食上花更多的钱。假如花到粮食上的钱多了，那人们能花到房子、汽车、衣服、教育等方面的钱就必定变少。也就是说，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粮价上涨，其他物价就会下跌。可见，粮食、房屋等任何个别物品价格的上涨，都不会引发、加重通货膨胀。

人们之所以认为粮食、房屋涨价会引发通胀，是因为当通货膨胀到来的时候，市场中的物品涨价，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有先后之分，步骤大不相同。通常来说，是大宗的、需求弹性小的物品率先涨价。房屋先涨价，是因为房屋是大宗物品；粮食先涨价，是因为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弹性比较小。

粮价上涨不会引发通胀，但通货膨胀却会导致粮价大幅上涨，实实在在地影响粮食的价格与供应。通胀，尤其是通胀预期，对农民和消费者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直接改变市场状态，让本来库存殷实的粮食市场变得紧缺。

对粮农来说，有通胀预期，他们就会减慢出货速度；对家庭主妇来说，在通胀预期下，她们会增加大米的储存。不要小看这些个人的力量。他们的数量是巨大的，力量是惊人的。每个农民家里只要少卖几袋粮食，每个家庭主妇家里只要多买几袋粮食，在整个市场中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数目。从很多数据看，都能证实如上推断。那就是，粮食并没有那么紧缺，只是卖的少了，买的多了而已。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08年全球稻米产量将达到66130万吨，比去年增加1.8%；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中国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比2006年增长0.7%；据泰国农业合作部预计，泰国2008年的大米产量将达2000万至2100万吨，而泰国往年的大米产量也只是2000万吨左右。这数组数据有代表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国，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而全球稻米产量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推断和数据给我们带来两个结论：一是粮食问题还没那么严重，我们大可放心；二是要治理通胀，还是得从货币中去找原因，而不是把账算到个别物品头上。（晶报 2008年5月9日）

资源紧缺本就是个热门话题。在不久前的“世界地球日”，这一话题更是格外受到关注。不少人都在大声疾呼，提醒人类共同关注、思考人类所面对的资源紧缺问题。但具体来说，我们的资源究竟有多紧缺呢？

十八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作出悲观的预言：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粮食等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比率增长，因此，人类将难以避免地陷入大饥荒。

但是，200多年过去了，事实的发展却正好和马尔萨斯的预言相反。18世纪末全世界有9亿人口，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多达60亿，已经增长6倍以上，可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并非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下降，反而大幅地、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解释：人类数量增长了，人类的知识也增长了，人类的生产、交易效率大幅提高了，所以马尔萨斯所预测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在石油领域，也长期存在一种论调，就是石油快用完了，难以为继了。但是，事实一再证明，这些论调是过于悲观了。

2008年3月，很多网站转载报道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按照目前水平，世界探明石油储备能够满足40年的消费需求。

然而，只要查询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早在2003年、2004年，英国石油公司就发布过类似的研究报告。2003的报告称世界探明石油储备能够满足40.6年的消费需求，2004年的报告则指出：全球剩余可采石油储量可供生产41年。

事实上，在更早的198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就曾经预言全球探明储量仅相当于当时29年的开采量。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世界已生产了1980年已知储量的80%，石油在2004年的储量却比1980年增加了70%。全球尚可开采的石油量也增加到了40年。

这并不意味着BP石油公司的研究报告是不严肃的。相反，石油可开采量之所以没有像这类报告指出的那样日渐减少，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BP这样的石油公司在全球各地不断地勘察、寻找出新的储备。而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要得益于全球相对自由的石油贸易市场，是市场在鼓励人们去发现、开采新的资源。

当然，并不是说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会永不枯竭，我们不需要节约能源了。只是说，我们不用那么悲观。随着人类探查、开采以及研发能力的提高，还有很多新的替代资源有待我们去发现。

因为随着世界的发展，知识会得到更多的积累，市场也将得到更广泛和深入的运用。知识的积累、进步能帮助人们掌握更先进的技术去发现已有的资源、去开发新的替代资源；而市场的运用，则一边激励消费者节约使用有限的资源，一边鼓励人们去发现、开发新的资源。

（晶报 2008年5月2日 星期五）

周克成

这几天，有关“五四”青年节放假半天的说法，引来颇多争议。拨开青年年龄如何介定、假期能否落实等质疑，我们会发现，放假作为一项福利，总是很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再过几天，我们就会迎来“瘦身”后的首个“五一”假期。回想当初有关“黄金周”存废的争议，犹在耳旁。当年“黄金周”长假制度的推出，被视为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一大举措。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长假制度并没有真的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学锋指出：实施延长节日的做法仅仅是使旅游人数和消费更集中了，或者讲仅仅是旅游者按时间的重新排列组合，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旅游消费。事实是，绝大多数旅游者一年甚至几年才有一次旅游的实力。

2006年，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实施黄金周的5月和10月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于其他月份而言，并不如设想的那样，出现了所谓消费的高峰。

而早在人类有长假制度，早在中国实行“黄金周”制度之前，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巴斯夏、庞巴维克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就已经对“放假经济学”的社会效果作出了深刻的洞察和解释。那就是，即使放长假能拉动内需、促进消费，那也不会刺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

因为人们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方面的“内需”起来了，另一方面的“内需”就必定下去。一个人、一户家庭的钱，用来花在旅游、休假的开支上多了，那用在书籍、服装方面的开支就得减少。旅游行业受益、繁荣了，其他行业就可能受损、萎缩。

因此，要让经济增长，政府需要做的，恰恰不是鼓励人们花钱，而是要鼓励人们储蓄、投资和工作。有更多的资本被积累起来，有更多的资本可以投入新的、回报率更高的商业活动中去，有更多的资本去雇佣人们用心工作，财富才会真的增长，国民经济也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人们对长假制度的另一项误解，是认为我们能享受节假日，是政府规定的结果，因此政府增加节假日时间，能提高人们的福利。

实际上，人们有没有假期，休不休得起假，和政府规定无关。比如有的公司每年给员工提供十多天带薪年假，有的公司则一天都没有。这区别并非因为后者员工不想要休闲时间，并非后者老板没有良心，更不是因为政府部门关于节假日的规定不包括后者，而是后者所在行业、企业决定了，他们的休闲时间会比较少。

不同的行业、人才有不同的生产力，因此也就享有不同的假期。就像不同的人住得起不同的房子、不同的人坐得起不同的汽车一样。假如我们以为人们的假日来自政府规定，要政府发布硬性的休假规定，那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反而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像有的人就是要天天干活才有饭吃的，但你强制要求他拿出一两天时间来闲着，那等待着他的，将不是幸福，而是饥饿。

（晶报 2008年4月25日 星期五）

周克成

广西师大校长、副校长等6位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人们热衷于讨论这个话题，恐怕是由于担心这样隆重的迎接活动会影响评估结果，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但在我看来，这些学校如此隆重接待评估专家，是当下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就算评估组专家都是十分正义、大公无私的人，不会让自己的私利、私心影响他们对学校的评估结果，要他们对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质量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也很困难，因此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现象仍会存在。

原因很简单。一家餐厅的饭菜做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亲自去品尝，可以从顾客数量的多寡上作出推测，还可以从餐厅经营的业绩上看出端倪，但光看师傅做菜程序和方法，却难以知道这家餐厅的饭菜到底好不好吃。

学校教育也是如此。要知道一所学校的教育水平如何，绝不是光看大楼高不高、门面漂不漂亮、课桌摆得整不整齐就行了。事实上，教育水平的评估，常常要分布到很长的时间中去，直到学生毕业了、工作了，人们才得以知道之前那些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到底如何。

现在，教育部组建一个专家组，然后走马观花地走一趟，就能知道全国上百所学校中，哪一家提供的服务更好了吗？很难。不说时间仓促，光专业上的隔阂就让评估组对学校教育的质量做出正确判断难似登天。一所大学，少则十来个专业，多则数十个专业，而隔行又如隔山，没有什么专家可以行行精通，进而对那些学校的教育水平作出正确判断。

所以，评估学校教育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评估的权利交还给学生，交还给家长，让他们独立判断、独立比较。学生在上课，他完全可以自己体会到哪位老师的课程生动、受用；家长也可以通过种种口碑、比较得知，哪些学校值得自己为孩子掏钱。

而要让学生、家长拥有评估、选择学校的权利，首先就要让他们自己为教育买单。只有这样，学校才不需要伸手向国家要钱，也才不需要劳烦教育部去对那些学校作出评估。

当然，说提高学费、让人们为自己的教育买单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同意。那好，我们退一步，采用弗里德曼教授的教育券制度。以后人们读书还是由公共财政出钱补助，但这笔钱，须以教育凭券的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让他们自己去挑选自己中意的、认为可靠的学校。

这样学校要讨好的就是学生，而不是来自教育部的评估组了。这样既能避免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又能减少各种无谓的浪费，还能让学校实实在在地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水平。

（晶报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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